从“心性本净”到“心性本觉”—中华励志
周贵华
心性问题在印度佛学中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在中国佛学中，更成为了核心问题。中国佛学相对于印度佛学的转折性发展，正是围绕一种新的心性说展开的。吕澂先生曾经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心性说的特质予以总结。他认为，印度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“心性本寂”，即“性寂说”；而中国佛学关于心性的思想是“心性本觉”，即“性觉说”。在这样的区分下，吕先生本着印度佛学唯识学的立场，认为“性觉说”是对佛教的背离，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。吕先生的观点，作为支那内学院对中国佛学进行反省的努力之一，对现代中国佛教界乃至思想界影响甚大。本文试对吕先生“性寂说”与“性觉说”的划分作一分析，并由此考察以《大乘起信论》为基础的中国佛学心性说是否与唯识学乃至印度佛学必然势不两立。
“心性本寂”与“心性本觉”说
吕先生在谈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心性说时，是围绕“心性明净”进行论述的。“心性明净”的一般说法是“心性本净”。从源流看，“心性本净”说（可简称为“性净说”）在原始佛教时就已经提出，在部派佛教时形成了其基本的含义。到大乘佛教时期，“心性本净”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后，“心性本净”被阐发出“本觉”的含义，奠定了中国佛学的思想基础。由于“心性本净”说与中国佛教思想的紧密联系，吕先生将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对“心性本净”思想的不同发展，归纳出相应的不同特征，这就是著名的“性寂说”与“性觉说”的区分（请注意，下文提到的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心性说除了特别指出外，皆指“心性本净”说即“性净说”影响下的心性思想，本文称“性净义”心性说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