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面的讨论，我们猛夸了太康之治。其实，造就太康盛世的是晋武帝刚登基时，泰始年间颁布、实施的一系列政令、法令，经过十几年，到了太康年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局面。
太康这个年号是起自于年，是晋武帝的第三个年号。这一年晋武帝四十四岁，论说正是一个人生命最旺盛的时候，可是此时的晋武帝却没有了泰始时代的朝气，整个人进入暮年。
前文说过，晋武帝登基以后，虽然也曾雄心万丈，励精图治，但是他毕竟是接班，接到手里的都是叔叔、大爷辈，甚至还有和爷爷共过事的。家族内部，他的地位也有些尴尬，虽然是司马昭的长子，却不是司马家族的长房。再往前追溯，他老爷爷忒能生，八个儿子，他爷爷辈上到现在还有活着的呢，八个爷爷给他生出了多少叔叔、大爷，认都认不过来，还都等着封王呢。
勋臣、宗室，谁也砍不了，只能哄着、让着、迁就着。
就如贾充，自武帝登基后，几乎是处处掣肘，没起到多少正面作用。你看武帝还不敢得罪他，伐吴战役，还得任命他为总司令。
还有，在立太子这件事上，几乎整个朝廷的人都和他作对。就连他亲自提拔起来的张华也不站他这边。晋武帝非常生气，治不了别人还治不了你。
张华寒族庶士，在这个时代本来没他的机会，只是因为才华横溢，再加机缘巧合，和司马炎走到了一起，成为司马炎的大秘。所以司马炎一肚子气都撒到了张华身上，把张华赶到了幽州，寒荒之地。
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虽然贵为天子，晋武帝却总是被一种无力感包围着、压抑着，让晋武帝感觉呼吸都不自由。于是，晋武帝穿越到现在，学会一个生活方式——躺平。姥姥的，老子不干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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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炎好色，有粉黛近万，每天要临幸哪个妃子很难选，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坐着羊车，让羊在宫苑里随意行走，羊车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。有个宫人便把竹枝插在门上，把盐水洒在地上，羊因为喜欢盐水的味道，停下吃食，于是羊车就停在她的宫门口——这就是晋武帝发明的“羊车巡幸”
还是脂粉堆里快活。
我们站在今天的视角很容易给晋武帝指出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你面对的局面是帝制的一个死结。不但你解不开，两千年以降，包括唐宗、宋祖、明洪武、清世祖，没有谁能解得开。他们因为是开国皇帝，占了一个天时，所以得到暂时的缓解。而你这种接班篡位的，只能越系越紧。
症结所在，就是国家财政是由皇帝直接向一家一户的农民征收。
按照周朝封建制，国王和诸侯，既是行政长官也是一方地主。且大国不过数县，小国仅一城一镇，农民交地租，服徭役非常简单，可以直接向王侯负责，用不着那么多的机构，只有中枢和农民。
当天下归于一，国王变成了皇帝，仍然延续这套制度就不可能，需要设置郡县，代皇帝牧民。重要的是，这些郡县只是一个代理机构，州郡牧守都是朝廷指派，在哪里为官完全出于偶然，和地方没有必然的联系，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权力根据地方特点，变革相应制度，因地制宜，对地方负责。
也就是说，帝国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收税而不是保民。老百姓存在的意义就是交皇粮，服徭役，供皇家驱使。基于此，帝国政府施政的第一要务是把老百姓锁在土地上，安心种地，以保证国家的赋税。
可是，帝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皇家没有办法直接领导农民，不得不委派代理人组成基层政府代为管理——官僚集团形成了。
那么相应来说，官员们只是为皇帝代工，皇帝姓李还是姓王甚至姓司马对于官僚集团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。所以官员的利益和皇家的利益并不一致。
为了自己家的长治久安，能够垂统万世，皇家就得把官僚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绑定起来，也就不得不向这些代理人作出妥协，出让一部分利益，以换取他们对皇家的忠心。在农耕时代，最好的利益就是土地。所以，皇帝对官员的最好奖赏就是给他们封地。
帝制的目的在于铲除地主垄断土地，帝制的行政又不得不出让土地制造地主。
地主的存在掐断了政府同农民的直接对话，俨然成为帝国政府之外的又一个政府。
相比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体而言，地主可以有组织地隐瞒土地、人口和收入，减少国家赋税。而他更不需要向生产者负责，因为劳动力可以在市场获得。甚至在特定的时候，地主还可以凭借手中的财富直接成立武装，结堡自守。
地主的存在，蚕食了帝国的政权，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把控。因之，帝国最不希望有地主。
这本身就是矛盾。所以，皇家总是以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”来告诫臣民，即是说，国家是至高无上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只不过是替国家经营，国家什么时候想改变，你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。也就是说，在帝国内，从来不承认财产私有。
但是利益的闸门一旦开启，只有多寡的问题，而没有满足的时候。既然农耕时代利益都是出自土地，那么谁占有更多的土地，谁就拥有更大的利益。
老大们抢国家，王侯们抢郡县，再不济抢个地主当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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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两朝都是以禅让的名义抢班夺权，所以对于前朝勋臣就得多给利益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合作，所以土地兼并严重，大官都成了大地主、大财阀。
晋武帝颁布《占田令》，就是为了对于这种肆无忌惮地抢夺套个笼头。规定了什么品级的官员可以占有多少土地，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。但这部法令只是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，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。而豪门又把持着上层，一家一户不止一人为官，所以，土地问题成为帝国日益突出的重大问题。而且地方官员升迁荣辱都掌握在豪门手中，也没有动力和胆量按照土地多寡收取税赋。于是，国家财政只能向编户内的农民索取。
这些编户内的平民赋税日益加重，入不敷出，只有破产当流民一条路了。于是，政府的税收渠道越窄，农民负担越重，走投无路的流民越多。这又为日后的乱局预埋下了伏笔。
太康年间，既是盛世，又暗潮涌动。
当朝的官员也不都是世族豪门的“名士”，有着清醒头脑的官员还是有的。
有一次，司马炎率百官祭祀宗庙后，问百官：“朕可比汉朝的哪一位皇帝啊？”他想得到的回答，无非就是汉高祖、文景或者武帝，再怎么着也可比汉光武吧？没想到刘毅却说：“可方桓、灵。”司马炎脸上挂不住了说：“吾虽德不及古人，犹克己为政。又平吴会，混一天下。方之桓、灵，其已甚乎！”也太过分了吧。
刘毅回答道，汉桓帝、汉灵帝卖官，钱还收入国库；陛下卖官，钱都入了私人腰包，您却捞不到。这样看来，您还不如桓灵呢。
晋武帝脾气真不错，立刻哈哈大笑自我解嘲，桓帝、灵帝从未听到这样的直言，我却能听到，能有你这样的直臣，我还是比桓灵强啊。
所以，晋武帝是个明白人，不是昏君。只是不想干了，或者说干不动了。
这时，司马炎在位已经二十多年了，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之心早就倦怠了。再加身体情况一天不如一天，如今只剩下一个心思，就是让太子司马衷顺利接班，以便于自己喜欢的说不清是孙子还是儿子的司马遹荣登大宝。
司马炎已知齐王在朝臣中成众望所归，如果自己万岁后，太子肯定控制不了这个局面。于是，让叔叔汝南王司马亮和老丈人杨骏共同执掌朝政，把住军权。以为这样安排，就可保太子安全了。同时一遍遍催促齐王之国，也就是让他离开京都，到自己的封地去。
这下司马攸又气又恨，生了重病。他向司马炎申请去给太后守陵，但司马炎却不答应，派御医去给他看病。御医们知道武帝的心思，异口同声说司马攸没有病。这一下更让司马炎警惕起来，催促得更加急迫。虽然司马攸已经病入膏肓，但他仍一如既往地重视自己的风度仪表，去向武帝辞行的时候还是尽量维持着平时的神态举止，看起来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，结果更让司马炎怀疑他只是装病。
结果司马攸刚出京城就吐血而死。
这下晋武帝知道弟弟不是装病了。尽管除了心头大患，但逼死自己的亲弟弟，司马炎也觉得不是滋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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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年是年，三月发生了日食，夏季，好多地区发生水灾，黄淮地区都成为泽国。
朝内重臣逐渐凋零。担任司徒的山涛八十多了，告老退休。晋武帝调杜预进京接任这个实际上的宰相之位，但是杜预奉调后走到半路，就突发急病，竟不治而逝。
担任太尉的老臣卫瓘受到了国丈杨骏，太子妃贾南风两层外戚的联合打击，被迫退休。然后担任尚书令的杨骏又以皇帝名义任命司空司马亮为大都督、督豫州诸军事，去镇守许昌，把他排挤出京都。
如此一来，位高权重的司徒、司空、太尉三公都被打发了，大权自然而然地由杨骏独掌。
晋武帝已到弥留之际，杨骏每天都带着百余名卫士在宫中办公，别人谁也见不到皇帝。就等着皇帝御驾西归，自己好乾纲独断。
可晋武帝这口气实在难咽，某天忽然清醒过来，看到身边的人都是新面孔，一问，都回答说是杨骏安排的。晋武帝此时也没多少力气了，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杨骏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杨骏无言以对，借个理由离开了。
晋武帝召来中书华廆作诏，再次重申让司马亮与杨骏一同辅佐政事，还打算选择有名望的几个人协助司马亮和杨骏。但还没有说出到底选谁，就又昏昏睡去。
杨骏就守在宫外，看到华廆出来，软硬兼施，把诏书抢到手，然后藏了起来。华廆害怕了，哭哭啼啼的跟着杨骏讨要，杨骏说什么也不还。又暗示女儿抓紧时机。
小杨皇后依照姐姐前皇后的旧办法，扑在皇帝的怀中，哭得痛不欲生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让我跟着你一起去吧。国家大事都交给我父亲我们也能放心，到了那边没有这么多的俗事，我们只做夫妻。
也不知道晋武帝明白没明白，反正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只是点了点头。皇后立刻召来华廆以及中书令何劭，口头宣布晋武帝的旨意作为诏书，任命杨骏为太尉、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侍中、录尚书事。诏书写成之后，皇后当着华廆、何劭的面呈送给晋武帝，晋武帝看了诏书后什么也没有说，就算是批准了。
可是刚过几天，晋武帝忽然又明白过来，看来是根本不知道诏书的事，只是问“汝南王来了没有？”旁边的人说还没来啊。
这一次，只不过是回光返照。泰康十年（公元年）三月二十日，五十五岁的晋武帝司马炎驾崩于含章殿。